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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孙正聿 · 2021-10-05 · 来源:青马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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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历史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而诞生的。

  

学术争鸣|| 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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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正聿 (1946-) , 男, 吉林省吉林市人,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2007,(03)

  

 

  一、“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还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历史理论,从而实现了一场“历史观”革命?这个问题表明,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中,隐含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径和两种不同的解释原则:一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路径,一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路径。这两条不同的解释路径和两种不同的解释原则,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和论证:其一,从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出发,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观变革;其二,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出发,说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从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观变革的理解。这两方面的阐释和论证的深层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历史观”的视域中来阐释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限定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都是从“历史观”变革来确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而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以唯物主义说明历史而构成的“历史观”的解释路径。

  关切这条解释路径,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前提,这就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历史观”,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仅仅是一场“历史观”变革,那么,就应当而且必须有一种超越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世界观”,就应当而且必须有一种超越于“历史观”变革的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正是这个超越于“历史观”的“世界观”前提,正是这个超越于“历史观变革”的“世界观革命”前提,合乎逻辑地引导人们去寻找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世界观”,寻找区别于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其结果,就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界说为区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解释为创建“辩证唯物主义”,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

  针对这条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观”的解释路径,特别是针对这条解释路径所包含的把马克思的“世界观”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应当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变革了全部“哲学”,从而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还是仅仅变革了“历史观”,从而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这两种解释原则、两条解释路径的根本分歧。

  在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历史观”的解释原则和解释路径中,其理论内涵是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其重大意义是把“半截”的唯物主义变成“完整”的唯物主义,也就是把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历史观”上是唯心的旧唯物主义变成“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唯物主义。由此便产生一个理论难题:为什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只能是“自然观”的唯物主义,而不能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回答这个理论难题,通常主要是从“世界观”和“历史观”两个方面作出解释:其一,从“世界观”作出解释,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从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和分析历史,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其二,从“历史观”作出解释,认为马克思在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揭示了生产劳动对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在这种解释中,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即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前提而形成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论内容而存在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然而,在这种“推广论”的解释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把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逻辑矛盾,在通常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中,总是从强调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半截”的唯物主义来予以解释,也就是从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的重大意义来予以解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表面上看是一种概念关系上的逻辑困难,其实质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困难:是否存在一种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还是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还是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变革?

  50年前,高清海教授和他的老师刘丹岩教授,曾经发表过被指斥为“分家论”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符合列宁关于“一整块钢铁”的思想;应当以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作为“社会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归入科学的社会学。今天反观这个思想,可以看出:从表层看,这个思想是为了从理论上解决“并列论”的逻辑困难而提出的;从深层看,这个思想在实质上是为了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地位而提出的。因此,与通常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一样,这个思想本身所贯彻的同样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观”的解释原则。50年后,我们提出区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这两种解释原则和解释路径,揭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层的理论困难,包含着对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某种程度的总结。例如,探索高清海教授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解,这就是: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把人对世界的关系理解为以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在这种理解中,正是蕴含了以“历史”(实践)的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与此同时,学界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讨论中,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克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困难。在这种讨论中,一些学者还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对这种提法作出了各自独立的论证。但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怎样从两种解释原则和两条解释路径的重大分歧中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即1888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这就是说,探索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应当把《提纲》作为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新世界观”而诞生的。

  《提纲》的第一段话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这段主题式话语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即“新世界观”的自我揭示和自我澄明。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批判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入手,而是从揭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入手,这表明了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革命及其“新世界观”的理论自觉:只有准确地揭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变革这种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批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世界观”。这表明,马克思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样,在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都是一种“世界观”批判。

  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不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所形成的现实关系,不理解这种现实关系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作人对世界的“直观”关系。这表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理解人对世界的真实关系的“世界观”问题;而这个“世界观”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构成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从而构成了实现哲学史上伟大革命的“新世界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以揭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为前提,进而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从对旧唯物主义“只是”以“直观”的方式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批判,过渡到对唯心主义“只能”以“抽象”的方式看待人的“能动的方面”的批判。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是超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是立足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所进行的批判,因而深切地揭露了唯心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本质——“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这表明,马克思以超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而实现了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没有这个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就不可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唯心主义的真正的批判。而这个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并通过以这个批判为基础而实现的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两个最基本的结论:其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其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56、57页)这里的第一个结论,明确地表述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理论内涵,即:这个“新世界观”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正是以这个“新世界观”去揭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尖锐而深刻地提出,全部旧哲学的“世界观”,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们广为引用的第二个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无论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是全部的唯心主义哲学以“抽象”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它们的“世界观”都不是人与世界的现实的(真实)的关系,因而都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只不过是以其“神秘东西”来“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只有超越这些“神秘东西”,形成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其理论内涵的“新世界观”,从而“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来回答人对世界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它在唯物主义的历史上实现了从“直观”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革命,从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在前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后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表明他所创建的新哲学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即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在“历史”的“过程”中,蕴含并展现了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并不断地实现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运动中的统一。离开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过程的“历史”,就没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和理论硬核而实现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既不是在旧唯物主义基础上“引入”了辩证法,也不是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建立”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由“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所构成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统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不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或超然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观”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系统性的论证和体系化的表述。在这部以青年黑格尔派为直接对象的论战性的著作开头,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他们所指向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的“哲学的基地”,他们所揭示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般哲学前提”,他们所批判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思想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页)这就清楚地表明,被人们公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出发点上,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观”之作,而且是一部“新世界观”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般哲学前提”是“黑格尔体系”,因此,不仅是他们对“一般哲学前提”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但却“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正是针对这个“一般哲学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个被确立为“一般哲学前提”的“现实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6-67页)这表明,在作为“一般哲学前提”的意义上所提出的“现实前提”,是马克思恩格斯重新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们“新世界观”的出发点。

  正是以“现实的个人”即“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现实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般哲学前提”的意义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提出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明确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72、73页)在这三个基本命题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意识”与“存在”(生活)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通常所解释的“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是“一般哲学前提”即“世界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通常所解释的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而是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首先,在于如何理解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存在”是与人无关的神秘的东西,还是人的“生活”本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同上,第95页)。正是针对这种对“自然界”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出这样的揭露与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正是由于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同上,第78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与“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非历史”地看待“历史”,而且是“非历史”地看待“自然界”,也就是“非历史”地看待全部的“存在”。这种“唯物主义”,就是以“直观”的方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从“直观”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改变了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变革了旧唯物主义以“直观”方式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变革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新世界观”而诞生的。

  其次,关于“意识”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是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同上,第81页)。在对“意识”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解释了“意识”与“自然界”的关系,即:“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克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页);而这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的实质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同上,第82页)。由“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人的“意识”,这是“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的结果。这表明,与“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一样,“意识”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社会意识”(现实的人的意识)与“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离开“现实的人的意识”与“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并不存在抽象的“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离开“历史的进程”去说明“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只有从“历史的进程”提出和回答“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才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离开“历史的进程”而提出“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全部旧哲学;以“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而提出“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关于“意识”与“存在”及其关系的上述分析,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性质。然而,人们会提出的质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再以“历史观”来概括和表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出的回答,那么为什么要用“新世界观”来代替“历史观”呢?总结以上的论述,我认为主要理由有三:其一,马克思所批判的全部旧哲学,或者以“直观”的方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旧唯物主义),或者以“抽象”的方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唯心主义),其实质都是以“超历史”或“非历史”的观点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全部旧哲学的“超历史”或“非历史”的“世界观”。正是针对全部旧哲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以“历史”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的真正意义是“新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新历史观”构成“新世界观”。其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新世界观”。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是人的历史活动所形成的“意识”,“存在”是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的“存在”,“意识”与“存在”的关系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关系。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来”,并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旧哲学,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新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自然界”与“历史”的关系,是以其“历史观”的革命而获得新的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作为新的解释原则而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观”革命。其三,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革命,不是“解释世界”的革命,而是“改变世界”的革命;他们的“毕生的真正使命”,是“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马克思的“两个发现”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马克思的这“两个发现”是新的“历史观”,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历史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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